第一千二百六十五章 人治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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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与李明对视了一眼，两人都摇头苦笑。王和拍了拍宋涛的肩膀，沉声道：“崇祯这个人怎么说呢，我们做为后来人很难做出客观的评价。但是千百年来，历代华夏封建王朝的君主，讲求的帝王之术是中庸平衡，而崇祯恰恰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其实明朝中央集权与管理体系已经十分完善，明朝中后期，内阁权力达到顶峰，与司礼监一同把持朝政，只要内阁大臣照章办事即可保持国家的稳定。最典型的是张居正，他与内廷的冯保联手，即便万历三十年没有上朝，大明朝廷依然能够维持正常的运转。
无论什么样的政权，都不会永远平稳，只能是各方势力博弈形成的一个短暂的平衡，而且不要让矛盾集中爆发，这才是所谓的政治。而崇祯身兼数职不分权，集权程度与历任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等于将自己置于死地。比如现代一些大的公司，往往都是雇佣一批先进的经理人管理，而董事长只要抓好公司的发展方向就行，根本不用面面俱到。
杀魏忠贤本身没错，但是没必要赶尽杀绝，至少要扶植一个阉宦把持内廷。其实财税大权交给阉宦是最符合皇权利益的，没有了阉宦，官僚失去监督，官僚自然会将利益最大化。而崇祯一朝的朝政其实就是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把持的，是崇祯自己打破了大明历朝以来的制约平衡机制。
当然，这也和崇祯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帝王之术教育有关，他这个皇帝当的太突然。对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骤然接下一个烂摊子，又没有张居正那样的名臣一心辅佐，面对明末党争、**、边患、流寇等多年积累的顽疾，我们还能苛求他什么。”
宋涛听了王和的话，不服气的说道：“谁说当时没有名臣，那谁……还有那谁……不都是名臣吗？”
他一时间也想不起来明末有哪个名臣，但是一着急就说出了一番混话。把李明和王和逗得哈哈大笑。
李明拍了拍宋涛的肩膀，语重心长的说道：“兄弟，平时没事多读读书，省得出去丢人。”
宋涛被他说得满脸通红，脸上都挂不住了，可李明却根本不管已经快炸毛的宋涛，接着说道：“虽然崇祯勤政、节俭，但这些优点都不是成为优秀帝王的必须条件。再加上他年轻，心智还并未成熟，而且能力平平，只能有心无力。
虽然他没有加速明王朝的覆亡，但也没有起到什么正面作用。其实说到家，大明朝气数已尽，纵然有天纵之才，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也只能让大明苟延残喘而已。但是大明经过两百多年运转，早已经是积弊难返，哪能是说变就变的，这也是千百年来华夏历代王朝不变的宿命。”
王和也深有同感的点了点头，然后说道：“我们就不要替朱家王朝感慨了，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吧。现在我一想到管理中原这个烂摊子，就倍感压力，天天连觉都睡不踏实。”
宋涛皱着眉头道：“老王，我们这些年培养的大批基层管理干部，只要狠抓基层管理，以我们远东目前的实力，还愁治理不好中原吗？”
李明摇了摇头，满脸沉重的说道：“其实公司现在的管理机制，也是不得已为之的权宜之计。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破中原千百年来的封建政治结构，但是想要改变这一切，代价也非常大，毕竟治乱兴衰交替，往往伴随着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
强化基层管理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广大底层百姓的支持，最大程度的维持社会的稳定。可如此一来，却依然逃不开人治社会的管理结构。人治社会与法治社会无优劣之分，只有根据时代不同，形势所迫，来选择具体的政策。
如今中原正是百业待兴之时，人人希望太平，没有懒惰贪婪之心，我们远东实行人治政府，优点是办事效率高，可以免除复杂的不必要的程序和种种干扰，集中所有的资源和力量，搞大规模的建设事业，有利于国家社会的高速发展。
而且人治社会也是一个高回报地政治体制，优势在于它的灵活性，不受种种制约，领导阶层拥有着绝对的权力，可以充分挖掘人地主观能动性。尤其是我们的发展初期，在我们远东公司的领导下，短时间内整个社会都会呈现出一股积极向上的新气象。
我们远东的基层管理干部大都是流民出身，普遍想法单纯简单，只为求得太平安宁，吃饱穿暖。如果我们让中原底层的贫苦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也会得到他们的拥护，努力地进行生产发展。
等我们这一代人逐渐死去，社会也会逐渐稳定，人们地衣食住行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势必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可是上层社会的荣华富贵是任何人都梦寐以求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稳定，长期的人治社会必然导致统治阶层地腐化。
所以一旦天下承平日久，人民的生活优裕，追求精神上的安乐，骄奢淫逸的享受时，就应该转入法治国家体系，这样可以限制官僚集团的无限权利，使人情不能骄纵，以杜绝腐化堕落行为。可是从人治社会转入法治社会谈何容易，但是如果不转变，我们这一代人必将死不瞑目。”
宋涛听了李明的这一番话，脸色也不由得凝重了起来。他当然不傻，也知道这个道理，毕竟大家都是从现代社会过来的，深知其中的道理。
现代社会的中国，正值国家的发展阶段，因为发展速度太快，各种弊端也都自然而然的纷纷涌现，甚至金钱替代了理想，成了社会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
人们在追求利益的同时，道德与良心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惨淡地被有良知的人保留在心里，**最终有了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温床。人们做事情地一切目的也就为了金钱。但是国家想要告诉发展，就必然要承受这些代价。(未完待续。)
王和与李明对视了一眼，两人都摇头苦笑。王和拍了拍宋涛的肩膀，沉声道：“崇祯这个人怎么说呢，我们做为后来人很难做出客观的评价。但是千百年来，历代华夏封建王朝的君主，讲求的帝王之术是中庸平衡，而崇祯恰恰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其实明朝中央集权与管理体系已经十分完善，明朝中后期，内阁权力达到顶峰，与司礼监一同把持朝政，只要内阁大臣照章办事即可保持国家的稳定。最典型的是张居正，他与内廷的冯保联手，即便万历三十年没有上朝，大明朝廷依然能够维持正常的运转。
无论什么样的政权，都不会永远平稳，只能是各方势力博弈形成的一个短暂的平衡，而且不要让矛盾集中爆发，这才是所谓的政治。而崇祯身兼数职不分权，集权程度与历任皇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等于将自己置于死地。比如现代一些大的公司，往往都是雇佣一批先进的经理人管理，而董事长只要抓好公司的发展方向就行，根本不用面面俱到。
杀魏忠贤本身没错，但是没必要赶尽杀绝，至少要扶植一个阉宦把持内廷。其实财税大权交给阉宦是最符合皇权利益的，没有了阉宦，官僚失去监督，官僚自然会将利益最大化。而崇祯一朝的朝政其实就是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把持的，是崇祯自己打破了大明历朝以来的制约平衡机制。
当然，这也和崇祯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帝王之术教育有关，他这个皇帝当的太突然。对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骤然接下一个烂摊子，又没有张居正那样的名臣一心辅佐，面对明末党争、**、边患、流寇等多年积累的顽疾，我们还能苛求他什么。”
宋涛听了王和的话，不服气的说道：“谁说当时没有名臣，那谁……还有那谁……不都是名臣吗？”
他一时间也想不起来明末有哪个名臣，但是一着急就说出了一番混话。把李明和王和逗得哈哈大笑。
李明拍了拍宋涛的肩膀，语重心长的说道：“兄弟，平时没事多读读书，省得出去丢人。”
宋涛被他说得满脸通红，脸上都挂不住了，可李明却根本不管已经快炸毛的宋涛，接着说道：“虽然崇祯勤政、节俭，但这些优点都不是成为优秀帝王的必须条件。再加上他年轻，心智还并未成熟，而且能力平平，只能有心无力。
虽然他没有加速明王朝的覆亡，但也没有起到什么正面作用。其实说到家，大明朝气数已尽，纵然有天纵之才，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也只能让大明苟延残喘而已。但是大明经过两百多年运转，早已经是积弊难返，哪能是说变就变的，这也是千百年来华夏历代王朝不变的宿命。”
王和也深有同感的点了点头，然后说道：“我们就不要替朱家王朝感慨了，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吧。现在我一想到管理中原这个烂摊子，就倍感压力，天天连觉都睡不踏实。”
宋涛皱着眉头道：“老王，我们这些年培养的大批基层管理干部，只要狠抓基层管理，以我们远东目前的实力，还愁治理不好中原吗？”
李明摇了摇头，满脸沉重的说道：“其实公司现在的管理机制，也是不得已为之的权宜之计。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打破中原千百年来的封建政治结构，但是想要改变这一切，代价也非常大，毕竟治乱兴衰交替，往往伴随着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
强化基层管理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广大底层百姓的支持，最大程度的维持社会的稳定。可如此一来，却依然逃不开人治社会的管理结构。人治社会与法治社会无优劣之分，只有根据时代不同，形势所迫，来选择具体的政策。
如今中原正是百业待兴之时，人人希望太平，没有懒惰贪婪之心，我们远东实行人治政府，优点是办事效率高，可以免除复杂的不必要的程序和种种干扰，集中所有的资源和力量，搞大规模的建设事业，有利于国家社会的高速发展。
而且人治社会也是一个高回报地政治体制，优势在于它的灵活性，不受种种制约，领导阶层拥有着绝对的权力，可以充分挖掘人地主观能动性。尤其是我们的发展初期，在我们远东公司的领导下，短时间内整个社会都会呈现出一股积极向上的新气象。
我们远东的基层管理干部大都是流民出身，普遍想法单纯简单，只为求得太平安宁，吃饱穿暖。如果我们让中原底层的贫苦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也会得到他们的拥护，努力地进行生产发展。
等我们这一代人逐渐死去，社会也会逐渐稳定，人们地衣食住行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势必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可是上层社会的荣华富贵是任何人都梦寐以求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稳定，长期的人治社会必然导致统治阶层地腐化。
所以一旦天下承平日久，人民的生活优裕，追求精神上的安乐，骄奢淫逸的享受时，就应该转入法治国家体系，这样可以限制官僚集团的无限权利，使人情不能骄纵，以杜绝腐化堕落行为。可是从人治社会转入法治社会谈何容易，但是如果不转变，我们这一代人必将死不瞑目。”
宋涛听了李明的这一番话，脸色也不由得凝重了起来。他当然不傻，也知道这个道理，毕竟大家都是从现代社会过来的，深知其中的道理。
现代社会的中国，正值国家的发展阶段，因为发展速度太快，各种弊端也都自然而然的纷纷涌现，甚至金钱替代了理想，成了社会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
人们在追求利益的同时，道德与良心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惨淡地被有良知的人保留在心里，**最终有了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温床。人们做事情地一切目的也就为了金钱。但是国家想要告诉发展，就必然要承受这些代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