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二百九十四 明国没有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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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粮食问题，经验丰富的左明提前请求从河南行省等地调运一些存储粮食用水运的方式送到四川行省来。
来的时候要大张旗鼓，敲锣打鼓，大做宣传，要让沿途所有人都看到，都知道，都了解，大明官府从外地调运来了多么巨大数量的粮食。
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增加粮食储蓄，还能增加川蜀之地刚刚归附明国的百姓的信任度，提高他们对明政府的观感。
到底从未接受过明国的统治，他相信这些百姓多少都是对明政府怀有一定的戒备心理的。
这种戒备心理需要仁政来打消，而最好的仁政就是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保证不会有人饿死。
封建农业时代就是这点好，只要农业生产恢复，商业经济活动迟早也能恢复，到底还是规模小，牵扯小，国民经济的重头戏还是农业。
所以只要全力发展农业恢复生产，劝农劝耕，人们不会饿死，那么川蜀地区恢复安稳只是时间问题，一切终将回到既定轨道上。
至于商业经济问题，主政河南五年之久的左明对此也有很多想法。
河南人所信赖的从来都不是宋国使用的交子和会子，而是铜钱，还有明国朝廷因为经费不足而向百姓借贷发行的白条。
白条在河南地区几乎已经成为了纸币的代名词，已经不单单是政府债务的象征了。
左明很清楚随着黄河工程的即将完工，江南国的寿命也将告终，那么交子也好会子也好，都将成为历史。
明国朝廷对交子和会子的态度是非常不喜欢的，在明国的主要社会经济活动中，政府从来不接受除了铜钱之外的任何货币，包括交子和会子，明国官府从来不接受。
所以民间就算有使用交子和会子的，也是存在于和江南国的交易之中。
就左明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中都朝廷正在打算在灭掉江南国之后全力整顿全国的经济，并且逐步使得白条退出流通领域，转而换成以铜钱作为准备金的大明宝钞。
苏咏霖在洪武八年年初连续召开多次国家经济会议，商讨国家基本统一之后的经济问题，其中就包括至关重要的货币问题。
会议的结果就是在大航海取得一定的成果之前，在国家可以稳定获得大量黄金白银之前，必须要有一个可以替代现行货币体制的临时性质的货币策略。
多次商讨之后，经济会议逐渐达成一致看法。
即废止铁钱、交子、会子，主要采用铜钱和大明宝钞作为大明官方的法定货币。
并且通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逐渐将南北宋和任何发掘的其他时代铜钱全部回炉重铸，铸造成全新的铜钱大明通宝。
通过会议上海量资料的提出和研究，中都朝廷经济会议基本上确定南北两宋愈演愈烈的钱荒问题和中国本身铜储量不足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并非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
这一时期南北两宋的生产力水平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并不足以让缺铜这个问题成为南北宋钱荒的最主要原因。
这一时期正常运转的经济还不至于让铜储量的不足暴露为主要缺点，或者说，根本不至于让铜储量不足的问题暴露出来。
而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除了铜储量不足的问题之外，经济会议上还总结出了铜钱外流藏钱之风盛行和毁钱铸器三个主要原因。
铜钱外流很好理解。
宋铜钱铸造精良，质量稳定，又有宋强大的经济实力为背景，所以具有较强的购买力，是国际贸易中普遍受到信赖的货币，周边的国家限于自身铸造技术和经济规模的原因，纷纷使用宋铜钱来搞贸易。
另外，宋铜钱在国外的购买力强于国内，因此即便南北两宋朝廷严令禁止铜钱外流，大量的铜钱还是通过贸易、走私等渠道源源不断流到国外，在外国流通。
其中海外并不是铜钱外流的主要方向，通过海贸带走的宋铜钱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辽国、西夏、高丽、日本，还有后来的金国，这些大陆地区的并立国家都是铜钱外流的主要方向，换言之，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宋国钱荒的重要推手。
他们会通过岁币、牲畜贸易等等方式从南北宋手里搞走数量庞大的铜钱进入自己的国家流通，而使得南北宋没有那么多铜钱可以流通。
毫无疑问，这是导致钱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这个问题，中都经济会议认为辽国早已经完蛋，金国和西夏已经被大明覆灭，这些地区的经济和钱币已经被大明统一，大明因此获得了大量各国官方储存的铜钱。
高丽国和日本国虽然目前还存在，但是这两个国家体量小，带走铜钱的数量远不能和金国、西夏拥有的铜钱数量相比，所以问题不算很大，暂时不管他们也没什么大不了。
因此，铜钱外流的问题已经得到了部分解决。
将来随着军事推进，这一问题还将得到进一步解决，大陆地区的分裂外循环终究会被统一的内循环解决掉，铜钱外流将不再是什么值得探讨的问题。
而藏钱之风盛行的问题也很好理解。
宋统治中后期，政府混乱，行政效率低下，对经济问题也越来越力不从心。
尤其宋廷发现纸币有利可图之后，总是超发纸币导致币值不稳定，且时常崩溃，让民间不再信任纸币，纸币价值的不稳定导致民间盛行收藏铜钱以备风险。
铜钱才是最硬的硬通货币。
所以民间百姓都开始存储铜钱以抵御风险。
另一方面，当然是宋朝廷的腐败无能使得特权阶层大量获得财富，而他们手握巨额财富却没有相应的商品来消费掉，因此这部分钱就沉淀下来，成为了他们的储蓄。
他们的藏钱规模往往以万贯，十万贯计，就像是恐怖的吞金兽，大量大量的吞噬着市面上流通的铜钱却又不吐出来，便使得市面上的钱荒越发的严重。
而对于这个问题，中都经济会议认为在大明的统治下，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因为大明进行了土地革命，在物理层面上把吞金兽们消灭掉了，吞金兽们被革命消灭掉之后，他们的家产，他们所储藏的天量铜钱也被纳入明国国家储蓄之中。
通过追索，明政府从地主豪强家中、藏匿铜钱的地方发掘出了天量藏匿铜钱，随着时间推移，发现的铜钱越来越多，数量之大令人咂舌。
明政府没有吞金兽的恶习，热衷于建设和恢复。
通过这些年的大建设运动，明政府不断将获得的天量铜钱投入到民间，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砸钱进入民间，使得这笔钱重新回到了流通领域之中。
流通领域中的铜钱充裕了，所以明国并没有钱荒的情况出现。
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粮食问题，经验丰富的左明提前请求从河南行省等地调运一些存储粮食用水运的方式送到四川行省来。
来的时候要大张旗鼓，敲锣打鼓，大做宣传，要让沿途所有人都看到，都知道，都了解，大明官府从外地调运来了多么巨大数量的粮食。
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增加粮食储蓄，还能增加川蜀之地刚刚归附明国的百姓的信任度，提高他们对明政府的观感。
到底从未接受过明国的统治，他相信这些百姓多少都是对明政府怀有一定的戒备心理的。
这种戒备心理需要仁政来打消，而最好的仁政就是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保证不会有人饿死。
封建农业时代就是这点好，只要农业生产恢复，商业经济活动迟早也能恢复，到底还是规模小，牵扯小，国民经济的重头戏还是农业。
所以只要全力发展农业恢复生产，劝农劝耕，人们不会饿死，那么川蜀地区恢复安稳只是时间问题，一切终将回到既定轨道上。
至于商业经济问题，主政河南五年之久的左明对此也有很多想法。
河南人所信赖的从来都不是宋国使用的交子和会子，而是铜钱，还有明国朝廷因为经费不足而向百姓借贷发行的白条。
白条在河南地区几乎已经成为了纸币的代名词，已经不单单是政府债务的象征了。
左明很清楚随着黄河工程的即将完工，江南国的寿命也将告终，那么交子也好会子也好，都将成为历史。
明国朝廷对交子和会子的态度是非常不喜欢的，在明国的主要社会经济活动中，政府从来不接受除了铜钱之外的任何货币，包括交子和会子，明国官府从来不接受。
所以民间就算有使用交子和会子的，也是存在于和江南国的交易之中。
就左明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中都朝廷正在打算在灭掉江南国之后全力整顿全国的经济，并且逐步使得白条退出流通领域，转而换成以铜钱作为准备金的大明宝钞。
苏咏霖在洪武八年年初连续召开多次国家经济会议，商讨国家基本统一之后的经济问题，其中就包括至关重要的货币问题。
会议的结果就是在大航海取得一定的成果之前，在国家可以稳定获得大量黄金白银之前，必须要有一个可以替代现行货币体制的临时性质的货币策略。
多次商讨之后，经济会议逐渐达成一致看法。
即废止铁钱、交子、会子，主要采用铜钱和大明宝钞作为大明官方的法定货币。
并且通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逐渐将南北宋和任何发掘的其他时代铜钱全部回炉重铸，铸造成全新的铜钱大明通宝。
通过会议上海量资料的提出和研究，中都朝廷经济会议基本上确定南北两宋愈演愈烈的钱荒问题和中国本身铜储量不足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并非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
这一时期南北两宋的生产力水平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并不足以让缺铜这个问题成为南北宋钱荒的最主要原因。
这一时期正常运转的经济还不至于让铜储量的不足暴露为主要缺点，或者说，根本不至于让铜储量不足的问题暴露出来。
而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除了铜储量不足的问题之外，经济会议上还总结出了铜钱外流藏钱之风盛行和毁钱铸器三个主要原因。
铜钱外流很好理解。
宋铜钱铸造精良，质量稳定，又有宋强大的经济实力为背景，所以具有较强的购买力，是国际贸易中普遍受到信赖的货币，周边的国家限于自身铸造技术和经济规模的原因，纷纷使用宋铜钱来搞贸易。
另外，宋铜钱在国外的购买力强于国内，因此即便南北两宋朝廷严令禁止铜钱外流，大量的铜钱还是通过贸易、走私等渠道源源不断流到国外，在外国流通。
其中海外并不是铜钱外流的主要方向，通过海贸带走的宋铜钱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辽国、西夏、高丽、日本，还有后来的金国，这些大陆地区的并立国家都是铜钱外流的主要方向，换言之，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宋国钱荒的重要推手。
他们会通过岁币、牲畜贸易等等方式从南北宋手里搞走数量庞大的铜钱进入自己的国家流通，而使得南北宋没有那么多铜钱可以流通。
毫无疑问，这是导致钱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这个问题，中都经济会议认为辽国早已经完蛋，金国和西夏已经被大明覆灭，这些地区的经济和钱币已经被大明统一，大明因此获得了大量各国官方储存的铜钱。
高丽国和日本国虽然目前还存在，但是这两个国家体量小，带走铜钱的数量远不能和金国、西夏拥有的铜钱数量相比，所以问题不算很大，暂时不管他们也没什么大不了。
因此，铜钱外流的问题已经得到了部分解决。
将来随着军事推进，这一问题还将得到进一步解决，大陆地区的分裂外循环终究会被统一的内循环解决掉，铜钱外流将不再是什么值得探讨的问题。
而藏钱之风盛行的问题也很好理解。
宋统治中后期，政府混乱，行政效率低下，对经济问题也越来越力不从心。
尤其宋廷发现纸币有利可图之后，总是超发纸币导致币值不稳定，且时常崩溃，让民间不再信任纸币，纸币价值的不稳定导致民间盛行收藏铜钱以备风险。
铜钱才是最硬的硬通货币。
所以民间百姓都开始存储铜钱以抵御风险。
另一方面，当然是宋朝廷的腐败无能使得特权阶层大量获得财富，而他们手握巨额财富却没有相应的商品来消费掉，因此这部分钱就沉淀下来，成为了他们的储蓄。
他们的藏钱规模往往以万贯，十万贯计，就像是恐怖的吞金兽，大量大量的吞噬着市面上流通的铜钱却又不吐出来，便使得市面上的钱荒越发的严重。
而对于这个问题，中都经济会议认为在大明的统治下，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因为大明进行了土地革命，在物理层面上把吞金兽们消灭掉了，吞金兽们被革命消灭掉之后，他们的家产，他们所储藏的天量铜钱也被纳入明国国家储蓄之中。
通过追索，明政府从地主豪强家中、藏匿铜钱的地方发掘出了天量藏匿铜钱，随着时间推移，发现的铜钱越来越多，数量之大令人咂舌。
明政府没有吞金兽的恶习，热衷于建设和恢复。
通过这些年的大建设运动，明政府不断将获得的天量铜钱投入到民间，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砸钱进入民间，使得这笔钱重新回到了流通领域之中。
流通领域中的铜钱充裕了，所以明国并没有钱荒的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