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三章 刘锡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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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评价，《北京专约》是中国步入近代以来所签订的第一个“收获实利”的条约，因为此前中国对外签定的条约，无一不是丧权失地，且当时尚不自知，“而自台事专条订立之后，中国始知弃虚名，争利权”，最终促使中国人一点点的抛弃了陈腐的“天下观”，转向了“世界观”。
在《北京专约》当中，最能体现出这种转变的，便是关于琉球的问题。尽管在条约当中，中国仍然称琉球为“属国”，属国这个词仍然属于中国传统的宗藩观念体系，不被当时的国际法所认可，但条约当中明确说明琉球“归中国保护”，用国际法的观念来说，琉球便不再是“属国”，而是中国的“被保护国”，中国是琉球的“保护国”。这意味着中国的传统观念已经在发生着悄悄的改变，不再被既通晓“天下观”又擅于“世界观”的日本玩弄于掌股之间。
《北京专约》是亚洲政治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条约，而正是因这个条约的签定，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的主要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北京专约》使中国从日本得到了500万英镑（合中国白银2000万两）的巨额赔款，正是靠着这笔赔款，中国打下了近代工业基础，为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开辟了道路。而日本因为这笔赔款的付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不得不依附于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才得以完成了举步维艰的明治维新。
尽管《北京专约》带给了中国极大的利益，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由于从日本得到了巨额赔款，相当于中国一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举国上下皆感极其富裕”，加之战胜了日本，使得清廷很多官员重新找回了“自信”，满足于取得的成果。骄傲自满的情绪又重新抬头，使得中国前进的脚步又一次放缓。
幸运的是，一群卓越而富有远见的官员们仍然保持着清醒，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中国势必将又一次陷入到沉睡之中！
林义哲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总结此前中国屡败于西方的原因，以及此次台湾逐倭之役的得失，曾如此说：“……或云。彼国侵占我国土地在先，我民奋起抗击在后，纵有不是，尚属小过，远不及西国强权之危害流毒深远云云。殊不知若行国士之行，人便以国士待之；若行蛮夷禽兽之行。人便以蛮夷禽兽待之。不能自重，枉要人重，岂非贻笑大方？”林义哲深深的明白，事实上，中国长久以来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得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国势蒸蒸日上，不数年便为东亚第一。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鸦片战争时的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停留在“天道无常，时势更易”的水准。林义哲等一群人，正是因为深刻的了解这一点，才有了后来中国国运的根本性转变。
在《北京专约》签订完毕之后，各国公使纷纷前来总理衙门道贺，庆祝“中国和日本之间恢复了和平”，总理衙门一时间格外的热闹。
在条约签订完毕，林义哲的“全权”便被收回，这一日谕旨下达，免去了林义哲“全权头等交涉大臣”一职，改为“台湾事务大臣，总理衙门行走”，并加太子少保衔，并未授予他另外的职务，林义哲当然明白这当中的奥妙，是以在郭嵩焘对此大惑不解甚为不平的时候，并没有解释。
“你这一次要得如此巨款回来，功劳不亚于台湾逐倭，而条约方定，便如此冷落，未免有些过了。”
在贤良寺郭嵩焘的居所，郭嵩焘正和林义哲一边喝茶，一边闲谈。
通过这一阵子的合作应对日本人，郭嵩焘和林义哲已然一见如故，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呵呵，我之前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船政帮办委员，不过六七年时间，便数迁至此，朝廷恩赏不可谓不厚，我已知足了。”林义哲没有说出慈禧太后在“天地一家春”给他的许诺，而是笑着宽慰郭嵩焘道，“郭公放心，朝廷断然不会就此抛却我等。”
“鲲宇，你可知道，这洋务是出了名的费力不讨好，需要用人的时候，便临时召你我等前来，事毕只怕又要闲置了。何况又有人暗中构陷，你这一次，怕是又不知着了谁的道儿。”郭嵩焘回想起此前的官场经历，叹道。
看到郭嵩焘郁郁的样子，林义哲知道他应该是又想起了当年因左宗棠四道折子连参而被免去广东巡抚一职的故事，只是微微一笑。
熟知中国近代历史的他，当然知道这一段公案。
只是郭嵩焘此刻不会想到，很快，他便会得到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命！
二人正在闲谈，门房来报，称“刘云生”来访。
听到“刘云生”三字，林义哲心中立时变得警惕起来。
对于这个人，他可是相当熟悉的！
对于“刘云生”这个名字，后世之人咋听起来可能会觉得陌生，认为是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人物，但如果把它换成“刘锡鸿”的话，只怕便有很多人知道了。
刘锡鸿原名刘锡仁，字云生，广东省番禺县人。原籍广东新会。。其父以贩鱼为业。其兄刘锡鹏，为道光二十三年恩科举人。刘锡鸿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反洋务论”者，是当时中国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于1876年任清朝驻英使馆副使和出使德国大臣。并兼任驻奥匈、荷兰公使。
刘锡鸿从小接受正统的儒家文化教育，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在于道光二十八年考中举人，魁岸负气，有不可一世之势。他考取举人后做过幕僚，镇压农民起义。他后来加入郭篙焘的幕府，并成为他的心腹和得力助手，郭刘两人曾一度交好。后来郭篙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而此时副使职位又空缺。于是，郭篙焘提名刘锡鸿，刘锡鸿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外交官，算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外交使节。但是刘锡鸿对郭篙焘只提名他为参赞而不是副使十分不满，这为他们俩后来反目成仇，积怨甚深埋下了隐患。
1877年。两人以中国驻英国使节的身份在英国参观游历，关系还算和睦。但是，国书未列副使名事件和领薪水事件使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终于总爆发。两人互相攻讦，他先后参郭篙焘“三大罪”、“十款”，而郭篙焘参他滥支经费，最终两人被“各打五十大板”，在1878年同时被召回国。回国后。郭嵩焘被免去官职，再未被起用，而刘锡鸿则继续担任光禄寺少卿，最后因为批评攻击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而被慈禧革职，后于1891年郁郁而终。
虽然历史上的郭嵩焘被罢免不得起用有他自身的一些原因，但当年刘锡鸿受了李鸿藻的指使，对他进行的无端构陷。却无疑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云生来得正好，呵呵，快快有请。”郭嵩焘此时并不会想到日后刘锡鸿会给他带来多少烦恼，而是高兴地对门房说道。
门房领命而去。见到有客前来，林义哲正要起身告辞，郭嵩焘却笑着对林义哲说道：“云生是我昔年知交好友，多年不见。却一直音书不绝。自我入京之后，便时时前来探望。云生曾随我多年，可谓知己，学问也是好的。鲲宇不妨也见见他，正好聊聊。他对鲲宇，也很是敬服呢！”
听到郭嵩焘说刘锡鸿对自己“很是敬服”，林义哲不由得在心里冷笑了一声，但表面上却还是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他知道，刘锡鸿对自己的“敬服”，应该是建立在另外一个基础之上的！
洋务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将中国官场分成了两大营垒，在上层，在中下层都这样营垒分明地对峙着。有没有中间路线呢？想在墙头上骑着坐一坐，看看风向的有，可他们在墙头骑不住，风大伴墙的多。
那么哪一派势力强一些呢？洋务派虽然眼光远一些，富国强兵的一套办法也不无道理，但他们毕竟是不安于现实的一派，要打烂坛坛罐罐，要革老祖宗的命，特别是他们连拐弯抹角也不屑干，公开主张以西方为师，认为原有的一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几千年变化不大的国家社会的规章制度，人人都习惯了的东西，要改，要革，连娃娃们学些什么也要改动……总之，天下要大乱了，这哪能行呢？骑在墙上的人最会察颜观色，上看皇帝老子的态度，下看老一辈人的眼色，他们太容易得出结论了。
从广东进入京师的刘锡鸿，可以说是郭嵩焘一手提拔、重用的，他对郭嵩焘应当是感恩戴德的，刻骨铭心的。郭嵩焘跑顺风时，他为之高兴；郭嵩焘走麦城时，他也替郭嵩焘难过过。他为郭嵩焘充当耳目，传递过许多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变过心。郭嵩焘几次离职还乡时，他恨不得也随同前往，厮守在一起，接受郭嵩焘的教诲，甘愿为郭大人效犬马之劳。正如当年刘锡鸿同他病中的夫人说过的话：“有人知己，我定为犬马。”他那时认定郭嵩焘是知己，是以愿为郭嵩焘效犬马之劳。可这个“定”字难得解释为“终身”，而是个有变数的字眼儿，它可能只是三五年，七八年，周遭环境一改，各方情势有变，所“定”者也就随之而变了。这不是刘锡鸿一人如此。而是不少“老于世故”的人都如此。
当郭嵩焘从广东卸任，回到湘阴，在家赋闲时，刘锡鸿便观察起官场的兴衰之理来了。尽管他自己也算是“洋务派”出身，投入过团练工作的改革，支持巡抚大人郭嵩焘所采取的激烈改革措施，大奖那些一心为公的好父母官。严惩那些贪腐成性的旧式官僚。但到了京中，洋务派是顶了碓窝子唱戏——人吃亏了戏不好看、费力不讨好这一事实，他已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能不衡量一下这当中的得失吗？
事实上，就在郭嵩焘复出的前一年，一个渐变的过程便发生在了刘锡鸿的身上。
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锡鸿去到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李鸿藻的官邸。这可是当朝一品要员，炙手可热的顶尖极人物，了不得的！李鸿藻是皇帝的老师，有一段时间甚至代替幼帝批过奏折，起草过上谕，可以说就是幼帝的影子。慈禧太后见了他也是“老师”、“师傅”的叫，百般尊敬。言听计从。尤其是清流言官们，奉李鸿藻为领袖，唯其马首是瞻。但李鸿藻自己却并不好把自己往哪个营垒里面摆。他对外一向是主战派，不轻言和让，但洋务派的一些措施他有一些也曾予以支持。但老佛爷的话对他来说又是至尊无上的，想得通想不通他都会绝对执行。他和另一位帝师翁同龢的持政理念相同，都不是那种可以分明往哪一个营垒里归队的重量级人物。他主掌过礼部、户部，当过都察院左都御史。授过工部尚书，有太子少保衔；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他也都任过，可以说没有他没当过的大官。
刘锡鸿去拜见这样一位如日中天的大员，自然是小心了又小心，准备了又准备，要求自己要有良好的表现，要显示出自己是有修养的大才。谈吐要非凡，气度要高洁，对朝廷内外的大事小事都能有出众的见地。要是问起自己的晋身之阶，他也会见机行事。或说或不说他与郭嵩焘的多年瓜葛。而且据他的了解，李鸿藻与郭嵩焘也并不算见外，他似乎无须忤逆郭公，出卖良心。
改换门庭为人犬马，也是个大学问啊！
但刘锡鸿凭直觉，似乎又感觉到李鸿藻和郭嵩焘未必能走到一块儿去。
接下来和李鸿藻的接触，让他下了改换门庭的决心。
在同李鸿藻打了几次交道之后，刘锡鸿的“传统知识型言谈举止”起了一定的作用，李鸿藻似乎对他的印象很好，这让刘锡鸿敏锐地感觉到，李鸿藻也有“知己者”的特征，“有人知己，我定为之犬马”的刘氏人生观又在他脑子里活跃起来。原来他的“有人知己，我定为犬马”是不具有是非标准的，也就是说，谁“知己”，就“为谁犬马”！
如今，主宰官场的大佬“知己”了，改换一下门庭，也没什么对不起郭大人的。反正郭大人还在赋闲，他也无法忠于老上司了。
而打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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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鸿去拜见这样一位如日中天的大员，自然是小心了又小心，准备了又准备，要求自己要有良好的表现，要显示出自己是有修养的大才，谈吐要非凡，气度要高洁，对朝廷内外的大事小事都能有出众的见地。要是问起自己的晋身之阶，他也会见机行事，或说或不说他与郭嵩焘的多年瓜葛。而且据他的了解，李鸿藻与郭嵩焘也并不算见外，他似乎无须忤逆郭公，出卖良心。
改换门庭为人犬马，也是个大学问啊！
但刘锡鸿凭直觉，似乎又感觉到李鸿藻和郭嵩焘未必能走到一块儿去。
接下来和李鸿藻的接触，让他下了改换门庭的决心。
在同李鸿藻打了几次交道之后，刘锡鸿的“传统知识型言谈举止”起了一定的作用，李鸿藻似乎对他的印象很好，这让刘锡鸿敏锐地感觉到，李鸿藻也有“知己者”的特征，“有人知己，我定为之犬马”的刘氏人生观又在他脑子里活跃起来。原来他的“有人知己，我定为犬马”是不具有是非标准的，也就是说，谁“知己”，就“为谁犬马”！
如今，主宰官场的大佬“知己”了，改换一下门庭，也没什么对不起郭大人的。反正郭大人还在赋闲，他也无法忠于老上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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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专约》当中，最能体现出这种转变的，便是关于琉球的问题。尽管在条约当中，中国仍然称琉球为“属国”，属国这个词仍然属于中国传统的宗藩观念体系，不被当时的国际法所认可，但条约当中明确说明琉球“归中国保护”，用国际法的观念来说，琉球便不再是“属国”，而是中国的“被保护国”，中国是琉球的“保护国”。这意味着中国的传统观念已经在发生着悄悄的改变，不再被既通晓“天下观”又擅于“世界观”的日本玩弄于掌股之间。
《北京专约》是亚洲政治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条约，而正是因这个条约的签定，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的主要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北京专约》使中国从日本得到了500万英镑（合中国白银2000万两）的巨额赔款，正是靠着这笔赔款，中国打下了近代工业基础，为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开辟了道路。而日本因为这笔赔款的付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不得不依附于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才得以完成了举步维艰的明治维新。
尽管《北京专约》带给了中国极大的利益，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由于从日本得到了巨额赔款，相当于中国一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举国上下皆感极其富裕”，加之战胜了日本，使得清廷很多官员重新找回了“自信”，满足于取得的成果。骄傲自满的情绪又重新抬头，使得中国前进的脚步又一次放缓。
幸运的是，一群卓越而富有远见的官员们仍然保持着清醒，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中国势必将又一次陷入到沉睡之中！
林义哲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总结此前中国屡败于西方的原因，以及此次台湾逐倭之役的得失，曾如此说：“……或云。彼国侵占我国土地在先，我民奋起抗击在后，纵有不是，尚属小过，远不及西国强权之危害流毒深远云云。殊不知若行国士之行，人便以国士待之；若行蛮夷禽兽之行。人便以蛮夷禽兽待之。不能自重，枉要人重，岂非贻笑大方？”林义哲深深的明白，事实上，中国长久以来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得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国势蒸蒸日上，不数年便为东亚第一。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鸦片战争时的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停留在“天道无常，时势更易”的水准。林义哲等一群人，正是因为深刻的了解这一点，才有了后来中国国运的根本性转变。
在《北京专约》签订完毕之后，各国公使纷纷前来总理衙门道贺，庆祝“中国和日本之间恢复了和平”，总理衙门一时间格外的热闹。
在条约签订完毕，林义哲的“全权”便被收回，这一日谕旨下达，免去了林义哲“全权头等交涉大臣”一职，改为“台湾事务大臣，总理衙门行走”，并加太子少保衔，并未授予他另外的职务，林义哲当然明白这当中的奥妙，是以在郭嵩焘对此大惑不解甚为不平的时候，并没有解释。
“你这一次要得如此巨款回来，功劳不亚于台湾逐倭，而条约方定，便如此冷落，未免有些过了。”
在贤良寺郭嵩焘的居所，郭嵩焘正和林义哲一边喝茶，一边闲谈。
通过这一阵子的合作应对日本人，郭嵩焘和林义哲已然一见如故，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呵呵，我之前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船政帮办委员，不过六七年时间，便数迁至此，朝廷恩赏不可谓不厚，我已知足了。”林义哲没有说出慈禧太后在“天地一家春”给他的许诺，而是笑着宽慰郭嵩焘道，“郭公放心，朝廷断然不会就此抛却我等。”
“鲲宇，你可知道，这洋务是出了名的费力不讨好，需要用人的时候，便临时召你我等前来，事毕只怕又要闲置了。何况又有人暗中构陷，你这一次，怕是又不知着了谁的道儿。”郭嵩焘回想起此前的官场经历，叹道。
看到郭嵩焘郁郁的样子，林义哲知道他应该是又想起了当年因左宗棠四道折子连参而被免去广东巡抚一职的故事，只是微微一笑。
熟知中国近代历史的他，当然知道这一段公案。
只是郭嵩焘此刻不会想到，很快，他便会得到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命！
二人正在闲谈，门房来报，称“刘云生”来访。
听到“刘云生”三字，林义哲心中立时变得警惕起来。
对于这个人，他可是相当熟悉的！
对于“刘云生”这个名字，后世之人咋听起来可能会觉得陌生，认为是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人物，但如果把它换成“刘锡鸿”的话，只怕便有很多人知道了。
刘锡鸿原名刘锡仁，字云生，广东省番禺县人。原籍广东新会。。其父以贩鱼为业。其兄刘锡鹏，为道光二十三年恩科举人。刘锡鸿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反洋务论”者，是当时中国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于1876年任清朝驻英使馆副使和出使德国大臣。并兼任驻奥匈、荷兰公使。
刘锡鸿从小接受正统的儒家文化教育，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在于道光二十八年考中举人，魁岸负气，有不可一世之势。他考取举人后做过幕僚，镇压农民起义。他后来加入郭篙焘的幕府，并成为他的心腹和得力助手，郭刘两人曾一度交好。后来郭篙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而此时副使职位又空缺。于是，郭篙焘提名刘锡鸿，刘锡鸿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外交官，算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外交使节。但是刘锡鸿对郭篙焘只提名他为参赞而不是副使十分不满，这为他们俩后来反目成仇，积怨甚深埋下了隐患。
1877年。两人以中国驻英国使节的身份在英国参观游历，关系还算和睦。但是，国书未列副使名事件和领薪水事件使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终于总爆发。两人互相攻讦，他先后参郭篙焘“三大罪”、“十款”，而郭篙焘参他滥支经费，最终两人被“各打五十大板”，在1878年同时被召回国。回国后。郭嵩焘被免去官职，再未被起用，而刘锡鸿则继续担任光禄寺少卿，最后因为批评攻击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而被慈禧革职，后于1891年郁郁而终。
虽然历史上的郭嵩焘被罢免不得起用有他自身的一些原因，但当年刘锡鸿受了李鸿藻的指使，对他进行的无端构陷。却无疑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云生来得正好，呵呵，快快有请。”郭嵩焘此时并不会想到日后刘锡鸿会给他带来多少烦恼，而是高兴地对门房说道。
门房领命而去。见到有客前来，林义哲正要起身告辞，郭嵩焘却笑着对林义哲说道：“云生是我昔年知交好友，多年不见。却一直音书不绝。自我入京之后，便时时前来探望。云生曾随我多年，可谓知己，学问也是好的。鲲宇不妨也见见他，正好聊聊。他对鲲宇，也很是敬服呢！”
听到郭嵩焘说刘锡鸿对自己“很是敬服”，林义哲不由得在心里冷笑了一声，但表面上却还是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他知道，刘锡鸿对自己的“敬服”，应该是建立在另外一个基础之上的！
洋务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将中国官场分成了两大营垒，在上层，在中下层都这样营垒分明地对峙着。有没有中间路线呢？想在墙头上骑着坐一坐，看看风向的有，可他们在墙头骑不住，风大伴墙的多。
那么哪一派势力强一些呢？洋务派虽然眼光远一些，富国强兵的一套办法也不无道理，但他们毕竟是不安于现实的一派，要打烂坛坛罐罐，要革老祖宗的命，特别是他们连拐弯抹角也不屑干，公开主张以西方为师，认为原有的一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几千年变化不大的国家社会的规章制度，人人都习惯了的东西，要改，要革，连娃娃们学些什么也要改动……总之，天下要大乱了，这哪能行呢？骑在墙上的人最会察颜观色，上看皇帝老子的态度，下看老一辈人的眼色，他们太容易得出结论了。
从广东进入京师的刘锡鸿，可以说是郭嵩焘一手提拔、重用的，他对郭嵩焘应当是感恩戴德的，刻骨铭心的。郭嵩焘跑顺风时，他为之高兴；郭嵩焘走麦城时，他也替郭嵩焘难过过。他为郭嵩焘充当耳目，传递过许多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变过心。郭嵩焘几次离职还乡时，他恨不得也随同前往，厮守在一起，接受郭嵩焘的教诲，甘愿为郭大人效犬马之劳。正如当年刘锡鸿同他病中的夫人说过的话：“有人知己，我定为犬马。”他那时认定郭嵩焘是知己，是以愿为郭嵩焘效犬马之劳。可这个“定”字难得解释为“终身”，而是个有变数的字眼儿，它可能只是三五年，七八年，周遭环境一改，各方情势有变，所“定”者也就随之而变了。这不是刘锡鸿一人如此。而是不少“老于世故”的人都如此。
当郭嵩焘从广东卸任，回到湘阴，在家赋闲时，刘锡鸿便观察起官场的兴衰之理来了。尽管他自己也算是“洋务派”出身，投入过团练工作的改革，支持巡抚大人郭嵩焘所采取的激烈改革措施，大奖那些一心为公的好父母官。严惩那些贪腐成性的旧式官僚。但到了京中，洋务派是顶了碓窝子唱戏——人吃亏了戏不好看、费力不讨好这一事实，他已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能不衡量一下这当中的得失吗？
事实上，就在郭嵩焘复出的前一年，一个渐变的过程便发生在了刘锡鸿的身上。
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锡鸿去到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李鸿藻的官邸。这可是当朝一品要员，炙手可热的顶尖极人物，了不得的！李鸿藻是皇帝的老师，有一段时间甚至代替幼帝批过奏折，起草过上谕，可以说就是幼帝的影子。慈禧太后见了他也是“老师”、“师傅”的叫，百般尊敬。言听计从。尤其是清流言官们，奉李鸿藻为领袖，唯其马首是瞻。但李鸿藻自己却并不好把自己往哪个营垒里面摆。他对外一向是主战派，不轻言和让，但洋务派的一些措施他有一些也曾予以支持。但老佛爷的话对他来说又是至尊无上的，想得通想不通他都会绝对执行。他和另一位帝师翁同龢的持政理念相同，都不是那种可以分明往哪一个营垒里归队的重量级人物。他主掌过礼部、户部，当过都察院左都御史。授过工部尚书，有太子少保衔；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他也都任过，可以说没有他没当过的大官。
刘锡鸿去拜见这样一位如日中天的大员，自然是小心了又小心，准备了又准备，要求自己要有良好的表现，要显示出自己是有修养的大才。谈吐要非凡，气度要高洁，对朝廷内外的大事小事都能有出众的见地。要是问起自己的晋身之阶，他也会见机行事。或说或不说他与郭嵩焘的多年瓜葛。而且据他的了解，李鸿藻与郭嵩焘也并不算见外，他似乎无须忤逆郭公，出卖良心。
改换门庭为人犬马，也是个大学问啊！
但刘锡鸿凭直觉，似乎又感觉到李鸿藻和郭嵩焘未必能走到一块儿去。
接下来和李鸿藻的接触，让他下了改换门庭的决心。
在同李鸿藻打了几次交道之后，刘锡鸿的“传统知识型言谈举止”起了一定的作用，李鸿藻似乎对他的印象很好，这让刘锡鸿敏锐地感觉到，李鸿藻也有“知己者”的特征，“有人知己，我定为之犬马”的刘氏人生观又在他脑子里活跃起来。原来他的“有人知己，我定为犬马”是不具有是非标准的，也就是说，谁“知己”，就“为谁犬马”！
如今，主宰官场的大佬“知己”了，改换一下门庭，也没什么对不起郭大人的。反正郭大人还在赋闲，他也无法忠于老上司了。
而打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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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鸿去拜见这样一位如日中天的大员，自然是小心了又小心，准备了又准备，要求自己要有良好的表现，要显示出自己是有修养的大才，谈吐要非凡，气度要高洁，对朝廷内外的大事小事都能有出众的见地。要是问起自己的晋身之阶，他也会见机行事，或说或不说他与郭嵩焘的多年瓜葛。而且据他的了解，李鸿藻与郭嵩焘也并不算见外，他似乎无须忤逆郭公，出卖良心。
改换门庭为人犬马，也是个大学问啊！
但刘锡鸿凭直觉，似乎又感觉到李鸿藻和郭嵩焘未必能走到一块儿去。
接下来和李鸿藻的接触，让他下了改换门庭的决心。
在同李鸿藻打了几次交道之后，刘锡鸿的“传统知识型言谈举止”起了一定的作用，李鸿藻似乎对他的印象很好，这让刘锡鸿敏锐地感觉到，李鸿藻也有“知己者”的特征，“有人知己，我定为之犬马”的刘氏人生观又在他脑子里活跃起来。原来他的“有人知己，我定为犬马”是不具有是非标准的，也就是说，谁“知己”，就“为谁犬马”！
如今，主宰官场的大佬“知己”了，改换一下门庭，也没什么对不起郭大人的。反正郭大人还在赋闲，他也无法忠于老上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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