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二章 文中堂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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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抵制最终发展到了集体抗议的地步。湖南的京官们当时就开了一次集体会议，决议：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院，大家集体抵制。湖南开了这个头，山西的京官马上就跟进了。
结果这样一来，算术馆不但招不到学员，连聘请的教习，当时著名的学者李善兰、邹伯奇等人，也都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
1867年的这场算术课风波，背后所涉及的是帝国古老的意识形态惰性，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某些保守派势力”，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一个“顽固”的时代，从来都不会只是几个当权的“顽固派”们的顽固，而必然是众人的选择！
“那一次的事儿闹得着实是大，好歹这算学馆是开起来了。”文祥叹道，“可这以后的事儿，也便越发的难办了。”
“那些堵心的事儿咱先不说了，文中堂方才说，这林鲲宇帮咱们起了一个破死结的好题目，到底是什么？”恭亲王似乎显得有些着急。
“呵呵，我方才已经说了，”文祥笑道，“这林鲲宇和皇太后皇上说的，西洋诸国亦讲求孝道，通圣贤之论，这便是一个破死结的极好题目啊！这当中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这文章要如何做？”恭亲王问道。
“士林每每视洋人非‘人’，认定其不通礼仪，不讲仁义，不可教化，凡与洋字有关者，皆视为‘以夷变夏’。死力拒之。”文祥说着，着重强调了一个“人”字，“而今使臣归来，言西洋诸邦亦讲求孝道，又是从天朝圣贤学来，且言之凿凿有据，如此便证明洋人是‘人’，而非‘鬼’，且中西之学有相通之处。那天朝与西国交往，便可名正严顺，这夷夏之防，也可以省省了。”
“是啊！‘鬼’岂有会讲求孝道的？”恭亲王明白了文祥的意思，放下茶碗。抚掌大笑起来。
“倭仁若是在世，听到这些，只怕也是难于反驳的。”文祥想起了曾经给他找了n多麻烦的倭仁，“我听说，林鲲宇当时给皇上说了好多西国哲言俗谚，皆有出处，皇后和慧妃就是听了他说的这些话。激发心绪，痛悔前非的。皇太后已命他以此为题撰文，想是也想借此文章，堵那些老朽竖儒之口。”
“原来如此！”恭亲王听得兴奋。竟然拍了一下大腿。
“林鲲宇此人，端的是难得的人才，以我观之，将来之成就。或能在其祖林文忠公之上，亦未可知。”文祥又道。
“何以见得？”恭亲王又端起了茶碗。用碗盖轻轻的拨着水面漂浮的茶叶，喝了一口，然后放下茶碗，问道。
“洪钧的《使西日记》，王爷想是看过了吧？”文祥又抿了一口手中的茶，放下了茶碗，恭亲王亲手取过精致的紫砂茶壶，给文祥的茶碗斟满。
“看过了，写的很好，而且立意新颖，对西国所见评价公允，颇有见地。”恭亲王道。
“洪钧此人，本是李高阳的高足（现在已经不是了），属清流一派，此次以副使出洋，本是李高阳安插在林鲲宇身边以为羁縻之意，可他竟然转了性，这一路上不但丝毫没有给林鲲宇找麻烦，反而和林鲲宇相处甚得，且写出如此一部好书来，王爷不觉得这当中有些蹊跷么？”文祥笑问。
“此事确是奇甚。”恭亲王失笑，“莫不是这洪钧真的如同外间所言，中了洋毒？”
“岂有未到西国便中洋毒者？”文祥笑道，“他能转性，只怕还是这林鲲宇之功。此人能说得洪钧这样的清流名士共赞洋务，又能以片言只语感动后妃悔过，仅这份口才学问，便非常人能及！”
“文中堂是想提拔于他吗？”恭亲王听出了文祥话里的潜台词，笑着问道。
“提拔是肯定要提拔的，但不是现下！”文祥深陷的眼窝放出了异样的光亮，“我还等着他给我拿出更多的好题目出来呢！”
“更多的好题目？”恭亲王一愣。
“王爷就等着看吧！我想，这林鲲宇手里的好题目，绝不止这‘孝道’一个！”文祥微微一笑，目光转向了窗外。
“要是真如你文中堂所言，只怕又会是一场天大的风波吧？”恭亲王问道。
文祥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
此时此刻，入眼都是冬季萧瑟苍凉的湖景。断藕残荷，满眼皆是。屋子里因为通了地龙，火头烧得旺旺的，没有一丝烟气儿。屋子里虽然暖洋洋的，但眼前的景象仍使人寒意阵阵，但文祥却莫名的感到了一丝燥热。
“如此残局，不破不立！管他什么风波，来便好了！”
冰盏胡同，贤良寺，外官居舍。
林义哲看完了刚刚写好的“西国孝歌略论”，微微点头，眼中闪过满意之色。
两宫皇太后要他写的那篇文章，此时已经完成了。
他当然明白，两宫皇太后要他写这个，目的是什么。
事实上，在后世他学会了独立思考之后，便发现，越来越多的史实，颠覆了他脑中的学生时代教科书灌输给他的以往所谓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这一类的观念。很多事实证明，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仍然固执地滞留在传统之中；相反，以慈禧和恭亲王为首的清朝政府高层，却走在了“主流知识分子”们的前头！
林义哲想象着这篇文章一旦发表之后，会引起士林怎样的反应，便冷笑不已。
此时的他，脑中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上边既然想要借自己破题，解决洋务运动前路上的障碍，那自己何不把这题目，做得大一些？
这个想法如同火星一般，立刻在他的脑中，形成了燎原的烈火！
呵呵，你们不是就喜欢抱着孔孟之道不放吗？那我就拿孔孟来堵你们的嘴好了！
作为一个从后世来的熟知历史的穿越者，他当然知道，西方政制之所以能在近代领先于世界，其实也有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功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历经千辛万苦，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就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在后世，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
在原来的历史时空，林义哲就深刻地懂得，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在后世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现在的清流们不会想到，在后世，由于近代百年来的屈辱历史，加之西方列强的“西方中心论”大行其道，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扭曲的文化心理。爱走极端的中国人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由原来的高高在上不容亵渎变成了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这种观念已经成为后世的中国人心灵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
清流们当然也不会知道，中国的儒学在欧洲的影响巨大，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这一百年，在欧洲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化热”！
而清流们的后人——后世的愤青不愿意知道也不愿意承认，在他们津津乐道的从明代开始的“西学东渐”时期，也是“东学西渐”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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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抵制最终发展到了集体抗议的地步。湖南的京官们当时就开了一次集体会议，决议：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准进入会院，大家集体抵制。湖南开了这个头，山西的京官马上就跟进了。
结果这样一来，算术馆不但招不到学员，连聘请的教习，当时著名的学者李善兰、邹伯奇等人，也都以疾病为由，迟迟不愿去同文馆开课。
1867年的这场算术课风波，背后所涉及的是帝国古老的意识形态惰性，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某些保守派势力”，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一个“顽固”的时代，从来都不会只是几个当权的“顽固派”们的顽固，而必然是众人的选择！
“那一次的事儿闹得着实是大，好歹这算学馆是开起来了。”文祥叹道，“可这以后的事儿，也便越发的难办了。”
“那些堵心的事儿咱先不说了，文中堂方才说，这林鲲宇帮咱们起了一个破死结的好题目，到底是什么？”恭亲王似乎显得有些着急。
“呵呵，我方才已经说了，”文祥笑道，“这林鲲宇和皇太后皇上说的，西洋诸国亦讲求孝道，通圣贤之论，这便是一个破死结的极好题目啊！这当中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这文章要如何做？”恭亲王问道。
“士林每每视洋人非‘人’，认定其不通礼仪，不讲仁义，不可教化，凡与洋字有关者，皆视为‘以夷变夏’。死力拒之。”文祥说着，着重强调了一个“人”字，“而今使臣归来，言西洋诸邦亦讲求孝道，又是从天朝圣贤学来，且言之凿凿有据，如此便证明洋人是‘人’，而非‘鬼’，且中西之学有相通之处。那天朝与西国交往，便可名正严顺，这夷夏之防，也可以省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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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如此！”恭亲王听得兴奋。竟然拍了一下大腿。
“林鲲宇此人，端的是难得的人才，以我观之，将来之成就。或能在其祖林文忠公之上，亦未可知。”文祥又道。
“何以见得？”恭亲王又端起了茶碗。用碗盖轻轻的拨着水面漂浮的茶叶，喝了一口，然后放下茶碗，问道。
“洪钧的《使西日记》，王爷想是看过了吧？”文祥又抿了一口手中的茶，放下了茶碗，恭亲王亲手取过精致的紫砂茶壶，给文祥的茶碗斟满。
“看过了，写的很好，而且立意新颖，对西国所见评价公允，颇有见地。”恭亲王道。
“洪钧此人，本是李高阳的高足（现在已经不是了），属清流一派，此次以副使出洋，本是李高阳安插在林鲲宇身边以为羁縻之意，可他竟然转了性，这一路上不但丝毫没有给林鲲宇找麻烦，反而和林鲲宇相处甚得，且写出如此一部好书来，王爷不觉得这当中有些蹊跷么？”文祥笑问。
“此事确是奇甚。”恭亲王失笑，“莫不是这洪钧真的如同外间所言，中了洋毒？”
“岂有未到西国便中洋毒者？”文祥笑道，“他能转性，只怕还是这林鲲宇之功。此人能说得洪钧这样的清流名士共赞洋务，又能以片言只语感动后妃悔过，仅这份口才学问，便非常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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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爷就等着看吧！我想，这林鲲宇手里的好题目，绝不止这‘孝道’一个！”文祥微微一笑，目光转向了窗外。
“要是真如你文中堂所言，只怕又会是一场天大的风波吧？”恭亲王问道。
文祥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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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历经千辛万苦，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就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在后世，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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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清流们不会想到，在后世，由于近代百年来的屈辱历史，加之西方列强的“西方中心论”大行其道，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扭曲的文化心理。爱走极端的中国人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由原来的高高在上不容亵渎变成了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这种观念已经成为后世的中国人心灵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
清流们当然也不会知道，中国的儒学在欧洲的影响巨大，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这一百年，在欧洲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化热”！
而清流们的后人——后世的愤青不愿意知道也不愿意承认，在他们津津乐道的从明代开始的“西学东渐”时期，也是“东学西渐”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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