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百一十四章：未料胜，先料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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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料胜，先料败，是为将者最需要的品质。因为一时间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只想到胜利，却未能想到失败后怎么保存自己。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就好像后世人们买彩票一样，一般都是想着中大奖后要怎么花，却很少会想到不中奖怎么办。
历史上，刘邦屡战屡败，却总是能逃出生天，积蓄力量。项羽一辈子都在打胜仗，西楚霸王的名声远扬。可惜，这两人最后的一战，常败的刘邦赢了，赢了他想要的一切；常胜的项羽输了，输掉了他原本唾手可得的一切。
可以说，笑道最后的往往是懂得保存自身的人。
后世太祖都说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大抵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说，古今往来的战略家，之所以能比其他人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都想通了关键点。打仗打的战略，其实就是保存有生力量，消灭对方有生力量。只要弄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在战略上就不会吃亏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如果宋朝的军队能做到这个程度，何愁不把西夏、辽国拖到经济崩溃？
可惜，宋朝就没有战略家，眼光实在太差了。
张正书现在呢，倒是很懂得保存自身，皇城司一露面，结合赵煦的企图，张正书立马就打算退居海外避难了。没办法，他一介屁民，根本承受不住皇权的倾轧啊！如果赵煦想对付他，轻轻调动皇城司就能办到了。再结合遍布大宋的安抚司，张正书第一次有种危机感。原来大宋也不安全！
确实，大宋是挺不安全，在汴梁还好，要是在民风彪悍的地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有之；杀了人之后落草为寇的有之；甚至还有人开黑店做人肉馒头的——别以为是《水浒传》杜撰的，在大宋穷山恶水之地，还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怎么才能组办一支远洋船队呢？”
张正书知道，组办一支远洋船队可不是简单的事情。首先，你得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船长。还要有一个认识航线的人。通常船长也是认识航线的，但越多人知道航线越好。懂得使用指南针，懂得看天象的人才必不可少。操帆手，也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后，就是船员了。按照大宋这时候的叫法，叫纲首、副刚、杂事、火儿、梢工、贴客、招头、碇手、作头等等，而且出海也分为贸易业务和操船业务两类，船员的来源渠道多样，甚至还有“入股”的雇募方式，让船员成为了船上的利益团体，有利于船员队伍的稳定和发展。
宋朝的远洋船队，早就形成了独特的体系，要想创办一支船队，必不可少的是招募到人才。
可惜汴梁城这里，没有什么航海的人才。要想招募，就必须去到海贸繁荣的沿海城市，比如福建路，广南东路，京东东路、两浙路等等的沿海城市。
“要提上议程了，也要创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密探组织……”
张正书也不是傻子，面对危险不懂自保。谁能想得到，哪一天皇帝突然要抄他家，捉他下狱？抄家也就罢了，钱财乃是身外物。可被拿下狱，甚至被砍头，那就死得太冤了。作为一个穿越者，张正书对皇帝有种深深忌惮。应该说，张正书有种极其强烈的不安感。
毕竟这是在古代，是人治高于法治的时代。
不管后世史学家怎么渲染，都遮掩不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皇帝一声令下，你就要被抓拿下狱；或者是法官斟酌“仁义孝道”什么的，从宽处理一个杀人犯。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不然的话，怎么会有直躬案，三北案？在古代，儒家是被孔子定了性，孝永远是在忠面前的。所以，很自然的，宋朝如此崇敬孔子，肯定会依照“仁义孝道”来判案，而不是根据事实真相。
别看后世把包拯渲染成一个包青天，其实包拯也只是一个酷吏罢了。但为何酷吏能名流千古呢？这都是因为宋朝的判案太过主观，“酌情减刑”的情况层出不穷，让苦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包拯这个酷吏出现了，恰好就迎合了民众秉公执法的渴望。于是，包青天的名声就传开了。可想而知，宋朝的百姓对官员的期望有多低，只要秉公执法，不残民害民就行了。
基于这种没有人身保障的情况，张正书是万万不敢相信当权者的，不管是官，还是官家，其实本质上都一个样。
不思退，那就等于把生命的主动权让给别人，这是最愚蠢的。
“还是要远离政治漩涡么？”
张正书其实有点不舍，不舍汴梁城的繁华。
可以说，汴梁城的一切，除了不像后世那么方便以外，其他一切都是和后世相差无几的。
可惜，张正书还是想离开，因为在宋朝这种环境里，有钱人太不安全了，怪不得一个个有钱人都想着做官，因为做了官之后，就加入了剥削的阶层，就等于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了。可惜，张正书觉得做了官之后更惨，凭借他的政治嗅觉，不被那些文官玩死都算好了。
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很烦闷。
明明自己有着超越时代的想法，却不敢表露出来。张正书可以预见，就算是他献上炼钢术，得到的赏赐很可能也就是工部的一个小吏而已。哪怕是皇帝想再给他升官，最多最多也就是个八九品的寄禄官。
这种社会风气下，还有谁想搞发明创新？
从这个角度看，完全是儒家制约了中国的发展。自宋朝确立了儒家无上地位之后，中国的科技发明好像断崖式的下降。到了清朝，已经沦落到连世界之大都不知道了。要知道宋人，还知道世界的宽大，看看，这里面的差距有多大？可以说，这就是中国的倒退，固守在小农经济上，不思进取。
未料胜，先料败，是为将者最需要的品质。因为一时间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只想到胜利，却未能想到失败后怎么保存自己。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就好像后世人们买彩票一样，一般都是想着中大奖后要怎么花，却很少会想到不中奖怎么办。
历史上，刘邦屡战屡败，却总是能逃出生天，积蓄力量。项羽一辈子都在打胜仗，西楚霸王的名声远扬。可惜，这两人最后的一战，常败的刘邦赢了，赢了他想要的一切；常胜的项羽输了，输掉了他原本唾手可得的一切。
可以说，笑道最后的往往是懂得保存自身的人。
后世太祖都说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大抵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说，古今往来的战略家，之所以能比其他人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都想通了关键点。打仗打的战略，其实就是保存有生力量，消灭对方有生力量。只要弄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在战略上就不会吃亏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如果宋朝的军队能做到这个程度，何愁不把西夏、辽国拖到经济崩溃？
可惜，宋朝就没有战略家，眼光实在太差了。
张正书现在呢，倒是很懂得保存自身，皇城司一露面，结合赵煦的企图，张正书立马就打算退居海外避难了。没办法，他一介屁民，根本承受不住皇权的倾轧啊！如果赵煦想对付他，轻轻调动皇城司就能办到了。再结合遍布大宋的安抚司，张正书第一次有种危机感。原来大宋也不安全！
确实，大宋是挺不安全，在汴梁还好，要是在民风彪悍的地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有之；杀了人之后落草为寇的有之；甚至还有人开黑店做人肉馒头的——别以为是《水浒传》杜撰的，在大宋穷山恶水之地，还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怎么才能组办一支远洋船队呢？”
张正书知道，组办一支远洋船队可不是简单的事情。首先，你得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船长。还要有一个认识航线的人。通常船长也是认识航线的，但越多人知道航线越好。懂得使用指南针，懂得看天象的人才必不可少。操帆手，也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后，就是船员了。按照大宋这时候的叫法，叫纲首、副刚、杂事、火儿、梢工、贴客、招头、碇手、作头等等，而且出海也分为贸易业务和操船业务两类，船员的来源渠道多样，甚至还有“入股”的雇募方式，让船员成为了船上的利益团体，有利于船员队伍的稳定和发展。
宋朝的远洋船队，早就形成了独特的体系，要想创办一支船队，必不可少的是招募到人才。
可惜汴梁城这里，没有什么航海的人才。要想招募，就必须去到海贸繁荣的沿海城市，比如福建路，广南东路，京东东路、两浙路等等的沿海城市。
“要提上议程了，也要创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密探组织……”
张正书也不是傻子，面对危险不懂自保。谁能想得到，哪一天皇帝突然要抄他家，捉他下狱？抄家也就罢了，钱财乃是身外物。可被拿下狱，甚至被砍头，那就死得太冤了。作为一个穿越者，张正书对皇帝有种深深忌惮。应该说，张正书有种极其强烈的不安感。
毕竟这是在古代，是人治高于法治的时代。
不管后世史学家怎么渲染，都遮掩不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皇帝一声令下，你就要被抓拿下狱；或者是法官斟酌“仁义孝道”什么的，从宽处理一个杀人犯。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不然的话，怎么会有直躬案，三北案？在古代，儒家是被孔子定了性，孝永远是在忠面前的。所以，很自然的，宋朝如此崇敬孔子，肯定会依照“仁义孝道”来判案，而不是根据事实真相。
别看后世把包拯渲染成一个包青天，其实包拯也只是一个酷吏罢了。但为何酷吏能名流千古呢？这都是因为宋朝的判案太过主观，“酌情减刑”的情况层出不穷，让苦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包拯这个酷吏出现了，恰好就迎合了民众秉公执法的渴望。于是，包青天的名声就传开了。可想而知，宋朝的百姓对官员的期望有多低，只要秉公执法，不残民害民就行了。
基于这种没有人身保障的情况，张正书是万万不敢相信当权者的，不管是官，还是官家，其实本质上都一个样。
不思退，那就等于把生命的主动权让给别人，这是最愚蠢的。
“还是要远离政治漩涡么？”
张正书其实有点不舍，不舍汴梁城的繁华。
可以说，汴梁城的一切，除了不像后世那么方便以外，其他一切都是和后世相差无几的。
可惜，张正书还是想离开，因为在宋朝这种环境里，有钱人太不安全了，怪不得一个个有钱人都想着做官，因为做了官之后，就加入了剥削的阶层，就等于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了。可惜，张正书觉得做了官之后更惨，凭借他的政治嗅觉，不被那些文官玩死都算好了。
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很烦闷。
明明自己有着超越时代的想法，却不敢表露出来。张正书可以预见，就算是他献上炼钢术，得到的赏赐很可能也就是工部的一个小吏而已。哪怕是皇帝想再给他升官，最多最多也就是个八九品的寄禄官。
这种社会风气下，还有谁想搞发明创新？
从这个角度看，完全是儒家制约了中国的发展。自宋朝确立了儒家无上地位之后，中国的科技发明好像断崖式的下降。到了清朝，已经沦落到连世界之大都不知道了。要知道宋人，还知道世界的宽大，看看，这里面的差距有多大？可以说，这就是中国的倒退，固守在小农经济上，不思进取。